类似詹姆斯·邦德和杰森·伯恩等角色塑造了我们对间谍工作的文化观念。但这些电影大部分都是美国和英国拍摄的，与澳大利亚情报机关并没有太多关系。
公众对澳大利亚信号理事会(ASD)、澳洲安全情报组织(ASIO)、澳大利亚秘密情报局(ASIS)以及澳大利亚地理空间情报局(AGO)等组织的认知与他们的海外同行紧密相关，特别是荧幕上的形象。
就以谍影重重系列电影(2002-2016)和刺杀本拉登(2012)为例，后者对奥萨马·本·拉登的搜捕工作进行了有争议的呈现，两部电影都将情报机关表现得阴险凶恶。
电影中通过水刑和其他迫害手段表现了美国的酷刑，污损了美国情报机关工作的形象，澳大利亚的也受到波及。
虽然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呼吁这些刑罚的回归，但这些举措在美国仍然不受认同，并且澳大利亚也是明确禁止的，但污点无法抹消。
过火与监督
这种坏名声在奥利弗·斯通的2016年传记电影斯诺登中仍然存在，这部电影讲述了一个男人致力于揭露美国公司安全局(NSA)在缺乏明确法律制裁的情况下收集美国公民数据的卑劣行径。
爱德华·斯诺登的揭露在那时因公民自由福利而广受欢迎，但轶事记录表明这减少了“五眼联盟”网络内的信任，损害了国际关系，包括澳大利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关系。
斯诺登的举动，不管在现实中还是在荧幕表现中，都促成了信号情报是一种侵入式和诽谤力量的流行观点的形成。但在我看来，某种程度上由于具有紧密法律和监督，澳大利亚人的经历与美国同伴的感觉迥然不同。
大部分人并没有认识到本地情报机构可以被近几十年来涌现出的几种机构和机制追责，特别是大量皇家委员会的出现。
这些机构包括情报安全总检察长(IGIS)、议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PJCIS)、情报服务法案(ISA)，他们会设定监管ASIS、ASD、AGO的规则。当然这并不能形成重要的观察。澳大利亚还有相关的法律进行监督。
正确看待情报机构
更近期的类似天空之眼这种电影，在刻画当前情报机关现状方面更为准确。
电影中展现的很多能力都是真实的，特别是利用空中传感器、信号情报、卫星图像以及地面人主体等技术实现更具体、更具时效性和行动力的情报机构，还有这引发的道德问题。
在天空之眼中，米伦的角色和她的上司面临衡量成功定位恐怖分子元凶和无意闯入导弹目标区的无辜小孩之间相对价值的选择。类似的两难决定会在情报人员的余生中萦绕不去。
但是，夸大之语仍然甚嚣尘上。类似于Homeland和纸牌屋等影视作品中的情节仍然将情报机关表现为压迫对手和损害政治进程的祸首。
这些刻画在演示技术监督能力和不同文化和语言边界之间分析限制这一点上常常是正确的。不过可以理解的是，导演和制片人会倾向于夸大使其更加戏剧化。
不过由于有如此多对各种情报机构的冷嘲热讽，以及部分由于这个世界中的杰森·伯恩，还有各种新兴的情报安全挑战，定期检查监督情况和管理安排至关重要。
我们必须保证所有具有保卫边界安全和反击极端主义任务的机构在目前类似前文提及的PJCIS和IGIS等管理安排下共同协作。这些活动的目的和功能应该对民众更加透明。
虽然目前还没有被翻拍成轰动一时的电影，但巴黎的巴塔克兰剧院和尼斯事件、柏林和伦敦的汽车袭击等悲剧都表明，情报机构和警方正在试图追捕比以前更精明更能反监督的对手，并且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还将持续。
澳大利亚的情报和安全机构正在适应愈加复杂的威胁。或许澳大利亚的2016年电视短剧秘密城市预示了未来的某些“邪恶行为”。
John Blaxland(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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